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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讯室的灯管嗡嗡响，对面坐着两个公安，年纪大的那个翻着材料，年纪小的那个拿笔等着记录。

我开口：“三百斤铜线，你们去仓库看那些铜线卷，一卷少说四五十斤，我一个女人，怎么搬？”

年纪大的公安抬起头。

我接着说：“十一号夜班值班人是孙大勇，调度室有盖章的记录，我当晚根本不在厂区。”

他把笔搁下来，示意我继续。

“柜子里那八百块钱，我在街道纸盒厂有半年的出货结算单，每一笔都有签字盖章，我嫂子能去帮我取。”

年轻公安停下笔看了一眼他搭档，两个人对了个眼神，年纪大的站起来说去核实。

第三天，老孙来了。

他坐在我对面的证人席上，手指头搓着裤缝，半天才把头抬起来。

“沈姐，我来做笔录。”

公安问他十一号夜班的事，他一口气全说了：值班的是他，不是我，那天后半夜他去锅炉房加煤，看见李厂长带着两个人往停在后门的货车上搬东西，用的是仓库的铜线卷，他认得那个包装。

“赵德明威胁你了？”公安问。

老孙点头：“他说如果我改口，就让李厂长把我儿子招工名额撤了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名额上个月已经落实了，我儿子报到手续都办完了。”他搓了脸，像是卸下了什么东西，“我不能再瞒着了。”

公安顺着老孙的证词去了废品站。

王麻子扛不住，承认从来没收到过我的铜线，之前那番话是李厂长派人拿他的经营执照威胁才说的。

供货商老周也被找来做了笔录，他把捐款收据的底联翻出来，白纸黑字，和信封里那张一模一样。

第五天，拘留所的铁门从外面被拉开。

公安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一个蛇皮袋，一件棉袄，手腕上铐子磨出来的淤青还没褪干净。

嫂子在门口等着，眼眶红肿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看了又看，嘴唇直哆嗦。

“走，回家。”

我跟着她往外走，她却没往厂家属区那个方向拐。

“嫂子，不回家吗？”

她脚步顿了一下，回过头来看着我，像是在斟酌怎么开口。

“秋云，你被关着这几天，赵德明把家里东西全搬空了。”

我站住了。

“缝纫机，自行车，还有……你妈留给你的那对银镯子。”

她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一句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他搬去刘艳红那儿了，厂家属区东边那间房。”

风从拘留所的铁栅栏缝里灌进来，我把棉袄裹紧了，没有说话。

嫂子拉着我的胳膊：“先回娘家，你爹血压降下来了，一直念叨你。”

我没去娘家。

我让嫂子先回去，自己转身往厂纪委走。